成果转移转化是一个打通“创新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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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共识,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不是最后的“一锤子买卖”,而是历经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技术开发、工程化、产业化不同阶段,每个阶段和接续环节都存在制约协同创新的瓶颈和要素配置的障碍。那么,该如何有针对性地提高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供给质量,培育壮大新动能?

日前,中国自主创新的CR400在北京上线运营,未来将接替CRH和谐号。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1、不同创新阶段有不同的创新任务

国内外创新发展实践证明,科学技术与创新在不同阶段、不同环节对资源投入和制度环境有不同的需求,其价值创造需基于不同主体的资源投入与风险承担进行合理利益分配,使相关主体的创新活动和资源投入得到有效激励、持续衔接和深入推进。目前许多国家在科研管理中引入了技术成熟度(TRL)指标,这一指标将技术发展分为九个等级,政府将根据技术发展状态确定支持政策。我们参考TRL评价将创新链延展为五个阶段,与主要任务和通常理解相匹配,如下表所示:

2、不同创新阶段有不同的制度供给需求

针对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和主要任务,需要提高所有环节科技创新供给质量,优化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以更好地促进不同阶段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接续转换。

科学探索阶段(前技术阶段)。主要任务是探索性研究和原创性基础研究。我国重视科技发展趋势跟踪和新原理阐释应用,但缺乏孕育源头技术的原创性科学发现,前沿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始终处于“跟踪状态”。未来要促进以跟踪引进为主的科技体制向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科技体制转变,探索支持“从0到1”的原始性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机制,增加高端基础研究供给。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建设,稳定支持一批国际一流水平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与宽松的研究氛围,支持一流科学家团队开展面向长远的探索性研究和突破性原始创新研究,源源不断地孕育新的科学发现、原创性科学思想和前沿技术。

概念验证阶段(1~3级)。主要任务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近年来,我国R&D经费支出持续快速增长,支出总量占全球比重上升为20%,但基础研究支出占研发支出总量的比例长期徘徊在5%左右,而发达经济体平均为17%左右。在基础及应用研究中,大学和科研机构R&D人员全时当量占比约79%,R&D经费支出占比约81%,是基础及应用研究的主体力量。大学和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实力与整体水平有了实质性发展,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占全球比重已上升为20%,但相关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还有很长距离。大学和科研机构以论文而非贡献为评价导向,使得科研人员不愿意从事长周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加剧了科学研究与产业需求的脱节。高新产业核心技术仍依靠进口。未来要强化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引导创新企业联合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带动原创性基础研究,夯实产业核心技术研发的科学基础。

中国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发射场。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原理验证阶段(4~6级)。主要任务是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示范。随着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延伸,来自产业部门和社会资本的份额逐渐增大,公私创新伙伴关系日益密切。近年来,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平均每年以48%左右的速度增长,总量相当于美国(第二)、日本(第三)的总和;但中国PCT国际专利授权量大约仅相当于美国的50%,日本的70%,且大部分集中在广东(主要是深圳)。中国专利实施量只占专利授权量1/4左右,与国外高达80%左右的实施率差距明显。我国一些重要的核心技术和关键的零部件对外依存度依然比较高,中低端产能过剩问题相当突出。“高精尖源头技术”的消费需求大量“外溢”,拉动了国外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基础研究。未来要引导创新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与大学和科研院所建立更紧密的协同创新关系,共同瞄准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攻关,让更多自主研发的前沿技术及时转变为现实生产力,逐步扭转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性能验证阶段(7~9级)。主要任务是系统开发和运行测试。我国大部分企业多年来过分重视引进和使用国外成熟技术和工艺,自主技术开发形成新产品的能力弱,产业技术工程化能力弱。原来隶属于各部门的转制院所转制为企业后,对行业关键技术支撑作用弱化。虽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运行多年,但系统开发运行测试的工程化技术和综合集成能力仍然薄弱。建议未来要以公私合作模式建设开放普惠的系统开发运行测试平台,提升民生科技和公共科技供给,实现基础研究、技术研发、生产和应用推广体系无缝衔接,使新颖的创意与原型、发明创造源源不断得以实用,源源不断形成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

应用推广阶段(后技术阶段)。主要任务是社会化创新和商业化应用。大数据时代的创新已经打破传统的线性发展模式,协同创新的路径和方法更加开放、普适和互联共融。未来要充分发挥社会化创新和用户创新的作用,促进“双创”与科技创新融合,形成产学研用全面推动协同创新的新格局。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工具组合,引导带动社会资本投入社会化创新和商业化应用,不仅可以促进科技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加快发展,激发中小微企业和创客等市场主体创新创业活力,同时也能激励大企业重视长期研究,以获得更大竞争优势,汇聚起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强大动能。

在传统研究和传统产能过剩背景下,我们应不断深化科技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高质量科技创新供给”与“高精尖技术研发需求”良性循环。应致力于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创新生态,协同发挥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优势;平等保护各类创新者权益,开放协同创新的薄弱环节,让市场来创造新供给、打造新动能、满足新需求;通过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形成新动能蓬勃发展和传统动能转型升级“双引擎”;充分发挥新经济快速成长对传统经济下滑的对冲作用,依靠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制度和新模式来转换技术经济发展范式,使“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新动能与传统动能”在“同步发展、并联发展、叠加发展”中实现有序接转和平稳过渡。

作者单位:万劲波 李培楠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光明日报》(2017年03月23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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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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